近日，歌手郑智化一条关于“残障人士出行”的微博，引发社会广泛争议与讨论。残障者的诸多“正当”需求，如出行、观影、心理咨询等，往往需大声疾呼才能换来些许关注与理解，即便如此，仍有很多人难以理解。

35 岁的赵红程，是一位拥有近 10 万粉丝的 B 站 UP 主（@大程子好妹妹）。自 2019 年起，她成为简单心理的来访者，与咨询师共同应对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很多人疑惑，残障者为何要看心理医生，认为他们自卑、脆弱，需要学习变得强悍、意志坚定。但实际上，残障者常常肩负着自我解释的重任，要不断回应“我究竟是谁，我的身体为何如此，我不悲惨，也不如你们想象的身残志坚”这类质疑。

残障、女性、CPTSD 这些身份相互交织，如同一面雾镜，背后是无数需要“自证”的时刻。对赵红程而言，心理咨询关乎自我，能让她找到与自己相处的方式，学会坚信“我的需求合理，我的感受重要，我值得平等对待”。她认为，无论是否残障，自我照顾的能力都极为稀缺。

出行困境：残障者的权利抗争

成为残障者，意味着要面对诸多难题。一方面是过度的凝视或回避，在中国 8500 万残障群体中，普通人在大街上鲜少遇见他们，因为出门充满风险，城市“无障碍设施”常布满障碍。比如，无障碍卫生间门口可能有台阶，甚至被改成堆放保洁工具的杂物间。

残障者在出行时还会遭遇诸多自我怀疑的时刻。上班坐公交，乘务人员为轮椅使用者放置升降板，司机和全车人需多等几分钟，他们会因“耽误大家通勤”而尴尬；和朋友外出就餐，部分餐厅谢绝导盲犬进入，可选择餐厅寥寥无几，他们会觉得“连累了朋友”而愧疚。

多数人对残障人士出行尚能理解，视为刚需，但当残障者参与娱乐活动时，往往会面临“是否有必要”的质疑。赵红程和丈夫小栗鹏热爱文艺生活，然而某知名书店门口写着“婴儿车或轮椅请勿推入，需寄放在前台”的告示，让他们愤怒又疲惫。他们不禁发问：谁规定轮椅使用者不能进入？这让他们感觉自己如同百年前为女性权利而战的女权主义者，为进入公共场合的权利而不懈抗争。尽管与书店交涉后得以进入，但为何残障者总要大声呐喊、奋力抗争，才能换来路人的些许关注？这正如作家 Gemma Hartley 所言：“我真正想要的礼物，是摆脱脑中那个老是纠缠着我的情绪劳动。”

心理治愈：走出残障的自我归因

在接触心理咨询前，赵红程长期将生活中的种种创伤归咎于残障，甚至期望有“残障综合症”这一病症，让咨询师“对症下药”。然而，咨询师并未给她贴上“有病”的标签，也未提供快速应对的方法，而是不断询问“你有什么感受”。

赵红程起初对咨询师同理的反馈无所适从，因为成长过程中她习惯了外界的评价和建议，与咨询师认为她“大逆不道”的看法不同，咨询师称赞她跟母亲吵架很勇敢；当她因视频拍得不好而自责时，咨询师理解拍视频工作的难度。咨询师以关怀人的视角，将她视为完整的人，带她共同体验人生，这使她发生重要转变。她意识到自己不应被视为病人，而应像咨询师看待自己一样，珍视自身感受。

咨询一段时间后，赵红程得知自己的症状符合 CPTSD。这一发现让她如释重负，她明白折磨自己的并非残障本身，而是这种复杂的感受，这使她从残障身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那些莫名的情绪问题也得到了解答。当发现困扰自己的问题已被精准概念化，她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心理学家对此已有诸多研究，且存在缓解方法。

拒绝自证：捍卫自我的尊严

残障人士在生活中往往面临两种极端境遇，要么被要求成为最优秀的人，用“额外的优秀”弥补身体缺陷；要么被当作废物，无所作为。总之，没有中间状态，人们既看不到他们正常的一面，也不会给予“恰到好处”的关注。

很多人只看到赵红程的残障身份，并以此标签定义她。她遭遇过刻意的回避，曾经的英语老师遇到“disable”一词会跳过不念，家里也从不提及“残疾”；也经历过分的夸赞，她仅仅出现在学校上课，就被报道成“励志榜样”。

从某一刻起，赵红程决定不再“自证”。当有人质疑“都坐轮椅了，还要出门啊”，她坚信自己的出行、看展、看戏、听音乐等需求正当且理直气壮；当被建议“你要找无障碍卫生间？垫尿不湿更方便”，她强调自己有权在公共环境中免于找不到厕所的恐惧；当面对“结婚的话，男方家长是什么感受”的疑问，她认为对方的刻板印象是对方的问题，自己作为受害者不应承担解释责任，不必自证，因为“我值得被爱，也有爱人的权利”。

不再自证，意味着确认自身需求合理、感受重要，不否认和怀疑自身感受，不动摇个人价值信念，无需向他人解释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同时，要分清他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与自己的问题，学会自我确认和自我支持，这就是“自我照顾”。然而，这对赵红程而言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因为 CPTSD 常使个体扭曲自我认知，自尊和自我评价较低，权威评价容易触发她的情绪反应，影响她对自身的客观认知。

对赵红程来说，制作视频是很好的心理治疗方式，将自己遇到的困难公之于众是一种反抗。出演以残障人士为主角的话剧也是如此，她渴望有一部轮椅人主演的话剧能在舞台呈现。

话剧疗愈：重塑身体的联结

残障者容易与自身身体失去联结，他们常被视为有故障的人，比如赵红程很难找回跑动的感觉。她的 CPTSD 在生活中的具体症状表现为焦虑，常出现呕吐、恶心、拉肚子等症状，她觉得需要医生来“修复”。在成长过程中，她多次经历痛苦的手术，独自在医院度过漫长黑夜，父母也无法探视，却无人在意她的感受。

直到她接到出演话剧《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的邀请，这部以她亲身经历改编的话剧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疗愈效果。话剧通过艺术手法展现，帮助她重新书写记忆中的痛苦经历，现在想到手术，首先浮现的是话剧场景而非手术室。创作舞台的过程中，大家的团结消解了她的孤独感和脆弱感，取而代之的是控制感，演出时观众的反馈让她感受到共情与呵护。

紧张时，赵红程会运用咨询师教给她的技巧，如呼吸、感受身体感觉、身体扫描。演出结束后，她会夸赞自己的身体。她回忆起在大厂工作时，面对权力者的 PUA 和无意义的加班，感到虚无。而演话剧的经历无比珍贵，排练过程中她的感受得到尊重，累了可以休息，想打嗝、上厕所也不用憋着，所有表演都被接纳。

这部话剧不仅是女性主义的话剧，更是残障主义的话剧，编剧以残障者的主体视角叙述，赵红程感觉在讲述自己，这是一个自然的人性故事。CPTSD 的来访者常发现仅靠谈话难以改变具身经验，因为创伤记忆会凝结在身体里。但通过话剧，赵红程改变了创伤在身体中的感受，重新书写了医疗体验的记忆，迎来了全新的身体联结感：可控、可贵且无论怎样都能被接纳。

从 25 岁起，赵红程就实现了“残障觉醒”。曾经和同事外出，打车时她会自责给别人添麻烦，后来变得理直气壮，她认识到残障是社会问题，是社会设施不足让“残障”成为“障碍”。而真正难得的是，能够保护好自己，永远肯定自己，即便在非残障群体中，这种品质也极为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