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卖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从4月京东和美团围绕骑手社保的舆论战，到9月1日强制缴纳社保的新规，骑手的劳动状况逐渐受到关注。然而，对于众多骑手而言，社保显得遥远，他们更关注眼前的生活压力。骑手们透支身体健康穿梭于食物供应链“最后一公里”，其健康问题尤其是饮食和心理方面的困境，引发了我们对于送外卖是否为“短命劳动”的思考。

一、骑手健康困境：饮食与心理的双重挑战

饮食不规律与职业病

外卖骑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作息不稳定，进餐时间和饮食质量受订单量、工时长短、取餐地点等因素影响，而非自身养生意识。他们的工作节奏不允许有足够时间准备营养均衡的餐食，“规律三餐”的营养处方与“以单计价”的生存法则不兼容，常见的健康建议也难以实现。

《过渡劳动》作者孙萍提到骑手常一天两顿，很多人有胃病。晓敏为多送单很少吃午饭，吃饼干、馍片；吴之峰露宿街头跑单，自己煮面等简单食物；洪大哥早餐吃肉夹馍配百事可乐。这些高碳水、高热量的“速战速决”型饮食，难以提供均衡营养，与膳食指南倡导的“食物多样、合理搭配”相去甚远。对一些骑手来说，吃饭不重要，一天两顿成了“成功”骑手的必备条件，生计压力让他们失去了对食物和健康的自主选择。

心理健康问题

骑手不仅在生理上受影响，心理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韩国调查表明，在工作压力下，每天少于三餐的打零工者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以上。公众号“骑手有话说”推文中，女骑手芳利因“丧偶式育儿”和生计双重压力，与孩子一起吃饭成奢望，骑手与母亲角色冲突让她难以入睡，体现出性别与劳动共同影响个人与家庭健康。当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工作糊口压力使“吃得健康”成为精疲力竭的权衡，健康这一基本底线成了最易牺牲的部分。

二、从医学研究看送外卖对健康的影响

零工经济与健康风险

孙萍指出外卖是“短命劳动”，从营养健康角度看，送外卖是否会让骑手更“短命”值得探讨。医学研究显示，零工经济环境下，工作方式成为影响健康的重要变量，就业状况比传统冠心病危险因素更能预测死于冠心病的风险，零工经济的工作环境应被视为新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和可干预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

以网约车司机为例，1950年代研究表明低体力活动职业（如公交司机）相比高体力活动职业（如体力劳动者）冠心病死亡率高约两倍；美国旧金山130名出租车司机调查中，35%有4个或以上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36%吸烟，33%无规律运动。

其他结构性问题与健康风险

零工大军还面临医疗保险、最低工资、工会等结构性问题，他们多以传统边缘人群为主，如农民工、新移民，在失业、债务等生存压力下被平台经济吸引。英国长期研究发现，30至42岁的失业人群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显著增加，每经历一次失业，患糖尿病风险上升39%，高血压风险上升28%，债务问题会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

然而，目前关于零工劳动者健康状况的系统研究有限，中国2亿零工劳动者的健康挑战是公共健康体系亟待填补的空白。

三、关注骑手“健康韧性”

高强度工作节奏和收入不稳定是现代社会“过渡劳动”的缩影，三餐不规律是众多劳动者的共同困境。我们应思考为何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未让好好吃饭变得更容易。

数字经济便利背后隐藏着劳动者健康代价，孙萍提出的“数字韧性”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更应关注劳动者的“健康韧性”。骑手在繁重体力劳动下，能否抵御营养失衡、慢性疲劳、工作超时和精神紧绷带来的健康损耗值得深思。数字经济的弹性不应仅意味着高效的劳动力调用，劳动者的健康问题需要被关注。

骑手的健康不该成为平台经济的牺牲品，“短命劳动”不可持续。从营养师角度看，骑手应和其他职业享有健康公平，未来在考虑骑手劳动保障和合理报酬等议题时，应将“健康韧性”涵盖在内，这是关注劳动者境况的人们都应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