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4月开始，我在上海奉贤区中港渔业四区做田野调查。
那是一个依托中港水闸的防波堤而建立起来的简陋的渔码头，这个作业区的渔民主要捕捞鳗鱼苗。
他们的作业流程并不复杂。每天凌晨两点，渔民们驾船出海捞鳗鱼苗，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回到码头。
鱼贩子们在码头上等着收货，收购价格是苗场提前一天就定好的，渔民和鱼贩子之间根本不需要讨价还价。
鱼贩子们的主要工作其实是验货。他们用一个浅口碗或者鹅毛笔从一大盆鳗鱼苗里面挑出他们认为不好的病苗和弱苗，当场扔掉。
验货时，鱼贩子们往往会“错杀”一些“疑似”的病苗弱苗。于是，每次都会引发一些不愉快的争执。但鱼贩子们似乎很会管理这种冲突，他们会主动给渔民递烟，说些讨好恭维对方的话，然后把责任推给他们的客户——苗场。
苗场收苗的标准越来越严了，我也没有办法啊，兄弟，我也是讨口饭吃。
扔掉病弱苗以后，双方就当场用现金交易剩下的健壮鳗鱼苗。鱼贩子们要赶紧开车去虹桥机场附近的淡化场，把刚刚收到的鳗鱼苗卖给淡化场的老板。如果鳗鱼苗在他们手里过夜了，第二天就可能会产生新的病弱苗，从而带来额外的损失。苗场会重复一遍验货和淘汰病弱苗的工作，然后加一些价钱买下鳗鱼苗。
几天以后，苗场会把适应了淡水环境的鳗鱼苗空运给广东福建的养殖户——当然他们还会再重复一遍验货、淘汰和加价的过程。
我发现，从渔码头到养殖场的整个过程中，鳗鱼苗的数量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鳗鱼苗的收购价格其实是养殖场早就定好的，每个环节的加价都是透明的。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在每个环节都会淘汰一批他们眼中的弱苗和病苗。我对供应商好的后果就是病弱苗烂在我手里，我的客户会惩罚我。
于是，每个环节都在自私自利动机驱使下，淘汰病弱苗，以降低自己的风险。
我后来理解了，这个淘汰过程就是帮助养殖户用承担“更高成本”的办法来回避“更大风险”。
为验证这个想法，我特地调研了一个福建宁德的养殖户。他利用当地过滤山泉水养殖鳗鱼，规模不大，但很成功。甚至还在Open AI吸引全世界注意力之前，他和其他鳗鱼养殖户们就已经采用了类似人工智能的技术。他们用摄像头监控鱼池里鳗鱼群的活动情况，用历史数据建立算法，然后根据计算机模型的提示，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需要加氧气了，需要加温了，需要减少投喂了，需要消毒灭菌了，需要尽快出货了。我赞之为“高科技的手艺活儿”。
养殖户小L告诉我，干这一行最大的风险就是放进来一条病苗，带来一种未知的细菌或者真菌，然后一池子鳗鱼都完蛋了。他的这句话让我恍然大悟：
养殖户最大的风险是“一锅端”，整个产业链都在帮忙防范这个风险。
养殖户愿意付高价来收购强壮的鳗鱼苗以回避这个风险，由此养活了苗场、鱼贩子和渔民各个环节。
这个“一锅端”风险被回避以后，养殖户会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来降低成本。整个产业链只有在养殖这个环节才有应用高科技的空间。
各个环节不能整合在一个公司里面。只有当他们各自为战时，他们才会认真负责地淘汰（甚至“错杀”）病弱苗。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基于人情世故和小恩小惠而高抬贵手，放兄弟一码的结果就是毁了大家的生计。
克服风险需要和具体的人的责任心捆绑在一起，一旦“全国一本账”，上下游都打通，由一个央企统一管理整个产业链，那么，这种防范风险的责任心就可能松懈。
从渔码头开始，鳗鱼苗的价格越来越高，并不是中间环节在层层加码提高成本，而是中间环节在层层淘汰病弱苗以回避风险。这是一个成本越来越高、鱼苗越来越少（但健壮）、而最终风险越来越低的过程。
我在《估值原理》一书中反复论证了为什么鳗鱼苗的价格是由养殖户决定的，其他各个环节更像是他们的代理人。因为全产业链只有在养殖环节才能大规模应用先进技术来降低成本，而且他们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极大。
我在《时间游戏》一书中再次引用了这个案例，指出了养殖户就是央行的雏形，他们给其他环节的人们发行了时间。央行发货币其实是在发行时间。
关键是要让大家相信：在使用你发行货币的这个经济体里充满了商业机会而高成本的问题却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克服。
我在最近出版的《比特本位》一书中将这个案例进一步提升了。我指出，欧洲的工业化和犹太人的金融化一定是同时发生的，两者根本就是一体的。就像借钱收鱼苗的鱼贩子和安装高科技智能摄像头的养殖户一定同时存在于一个产业链上。
想通这一点之后，我发现，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把成本和风险混为一谈。或者说，由于两者在会计记账时都带着“-”号，引导我陷入了语言的迷雾。而维特根斯坦说过，哲学就是澄清误解的行动。
我想通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好是美国国会辩论是否延长奥巴马医改法案的档口。奥巴马医改的目的是让穷人买得起医疗保险。为此，他批准了用联邦经费去填补保费缺口。结果就是预算赤字扩大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其实，根本的方法不应该是降低成本，而是降低风险。把整个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医院和医生的风险降低，使得他们的业务模式从“高风险高收益”转化为“低风险低收益”。这样一来，普通人购买医疗保险的成本就自然而然降低了。
具体来说，需要修改现有法律，使得起诉医院、医生、医药公司和保险公司的索赔额大幅度下降。使得保险公司不必要为防范被高额索赔风险而被迫提高保费，筛选出一批富人当客户。穷人和富人生病的概率差不多，而支付能力则差距巨大。奥巴马医改方案可谓是盯住成本下手，却忽略了风险。
我最近经常看到经济学家们有关降低房产按揭贷款利率的建议。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给购房者减轻负担并鼓励他们买房。我认为这是混淆了成本与风险的又一个常见误解。
降低按揭贷款利率确实降低了成本，但是，持有住房的风险仍然存在。只要大家认为风险大，无论你给它多低的利率都很难激发购房冲动。
类似的错误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各国央行都已经犯过了。他们提高隔夜拆借利率以期提高索罗斯之流空头的成本。结果呢？一旦提高利率，不仅是提高了索罗斯做空亚洲货币的成本（融券），还降低了他做空亚洲货币的风险。结果成全了索罗斯的空头——投资人不怕成本高就怕风险高。
成本高还可以有科技进步或者亲戚朋友借钱帮忙。一旦风险高了，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帮助他们了。
成本和风险的辩证关系就像打仗一样。战斗的双方一方有巨大的工业基础能够提供非常便宜的子弹且供给充足；另外一方能够降低本方士兵的伤亡率，用高科技精准打击作战。两者之间的战斗就像“低成本+高风险”和“高成本+低风险”的对比。
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做某事的人，不仅显示了他做事的决心，也披露了他对于如何管理风险完全是一个外行。因此，他失败的概率很大。
2024年开始，我带着这些朴素的思考研究比特币的问题。最令我震惊和感佩的倒不是它惊人的涨幅。我在《比特本位》一书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虚拟和泡沫不是一回事，不要陷入语言的迷雾。
比特币处理长短链的方法是成本与风险对比的典范，值得大家好好思考借鉴。
区块链上没有中心化的认证机构。经常可能发生区块链分叉事件，即两个矿工同时向其就近的算力节点提交工作量证明。
比特币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让其他矿工自由选择跟在哪个分叉后面挖矿，一个小时以后，领先两个区块的那个分叉判定为长链予以保留。落后的短链上全部区块宣布为非法交易，全部被抹掉。
效率最高的那跟分叉最后会变成长链，而且这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其中有巨大的隐喻：哪个社会更包容，更鼓励多样性，更关心个体自由，科技水平更高，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矿工”加入（不是非法移民啊），从而成为长链。
其实，成为长链是一个成本巨大的买卖。请想象一下，我让您去管理、运行和维护这样两个社会：一个里面有各种形形色色、光怪陆离、自说自话和自由散漫的人；另外一个里面都是早睡早起、作息严谨、安分守己、任劳任怨和服从命令的人。
运维前者的成本巨大，但是前者包含这更多的发展机遇；运维后者的成本低廉，但是后者包含更少的发展机遇。
而且你发现，无论你管理水平怎么样，普通的陌生人都愿意加入前者去追求更大发展机遇。
当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前者就容易变成长链，后者尽管成本低，却会成为短链。短链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会被整体抹掉。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国家安全尽一份责，出一份力，这是我们天然而光荣的使命。
但是，我反对把安全和自由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倡的是“统一整体，分别反映”。一定要看到这两者是统一的。
当个体自由充分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就有更大可能变成长链。相应地，遏制个人自由不仅不可能带来更大的安全，还会让我们承担变成短链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