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这片“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土地，既远离中原核心，又直面浩瀚海洋。千百年来，它既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滋养，又因山海阻隔，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性格——不认命、敢闯敢拼、向海而生。而闽商，正是这份地域性格最鲜活、最生动的载体。

讲演之前，我花了五天时间，从深圳出发，走过漳州、厦门、泉州、莆田、福州……踏遍八闽大地的核心地带，亲眼见证了福建数十年间的沧海桑田。如今的福建，是中国崛起的缩影，更蕴藏着澎湃的发展活力；而这份活力的背后，正是在座每一位民营企业家的坚守与拼搏。

接下来，我将从自身的亲身经历出发，为大家剖析闽商的前世今生，回望那些镌刻在时代里的关键瞬间。

闽商发展史上的五个关键瞬间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探索关键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我亲历了改革开放的完整历程。回望闽商的发展之路，有五个瞬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它们串联起闽商从“蝌蚪”到“青蛙”、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历史性蜕变。

晋江假药案：民营经济的生死考验

1986年，我作为新华社记者赴闽采访，核心背景就是晋江假药案的爆发。事实上，这起案件的苗头早在1983年就已出现，当时晋江陈埭镇的部分乡镇企业，为谋求暴利，钻了当时食品药品界定模糊的监管漏洞，将成本仅五六十元一箱的速溶饮料，伪造药品审批文号，包装成“清肺冲剂”“感冒药剂”，以二百五十余元的价格销往全国公费医疗市场，甚至有当地镇领导带头入股、充当保护伞，使得假药厂在鼎盛时期达到四十八家，伪造审批文号一百零五个，乱象丛生。

直到1985年6月，《人民日报》刊发《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事件才真正惊动中央，引发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民营经济的第一次激烈大讨论：民营经济（彼时还是乡镇企业）到底是投机倒把的渊薮，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放纵其发展，中国会不会变天？“若欲不信请看晋江、请看福建”，成为当时全社会的主流质疑。

也正因为这起事件，时任福建省委书记为民营经济的探索付出了沉重代价，挂职返回北京；同期广东也出现类似的民营经济争议，时任省委书记也提前退休。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探索期的真实缩影，民营经济的“物种存续”，成为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难题。

后来，新任福建省委书记到任，我曾对他进行专访。当时他明确告诉我，中央派他来福建，不仅要妥善处置晋江假药案、整治市场乱象，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探索市场经济之路。正是这一高瞻远瞩的决策，为福建民营经济保留了珍贵的火种。弹指四十年过去，当年的探索早已开花结果，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远华走私案：信任危机中的艰难前行

1998年，远华赖昌星走私案轰动全国，成为福建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节点。这一事件让福建在外界眼中，贴上了“走私成风、重利轻义、善走捷径”的负面标签，成为全国严管严查的重点区域。

彼时，闽商企业家群体还未真正成长成熟，福建的整体形象负面大于正面，民营经济的发展也遭遇了新一轮的信任危机，不少企业举步维艰，闽商的发展陷入了低谷。

奥运会上的福建现象：闽商的华丽翻身仗

十年磨一剑，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闽商的翻身之战。当全国人民在央视奥运转播中看到，曾经被看不起、被贴上“假药”“走私”标签的闽商，竟然撑起了中国体育品牌的大旗——央视体育频道的广告，被安踏、七匹狼等福建品牌“承包”，中国奥运健儿身上的服装、脚下的运动鞋、手中的运动器械，几乎全由福建企业生产。

二三十年时间里，闽商用实干完成了从“流氓”到“绅士”、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历史性转变，让全国人民重新认识了福建、重新认识了闽商。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那时候的闽商产业，主要还集中在衣服、鞋帽等传统轻工业领域，尚未真正在全球舞台上脱颖而出。

巴黎伦敦的福建产品热：国际化思维的成熟

2018年，我出国考察，在英国希思罗机场、法国戴高乐机场，随处可见福建企业的广告；在法国著名的户外运动天堂安纳西小镇，当地人流传着这样一件事：中国安踏收购了当地一家近百年的户外运动老字号，甚至一度计划收购其设计总部。

起初，法国设计师集体反对，他们声称，离开安纳西的户外运动环境，就会失去设计灵感。令人敬佩的是，安踏充分尊重设计师的诉求，保留了其在安纳西的设计总部，让设计师们在滑雪、跳伞、高尔夫的日常体验中，持续迸发创意灵感。

这一个小小的细节，让我真切看到，闽商企业的国际化思维已经日趋成熟——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收购、规模扩张，而是懂得尊重、融合当地文化，实现互利共赢。如今，安踏的全球布局愈发完善，成为闽商出海、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的典范，而2026年中国冬季项目的安踏赞助装备亮相，更彰显了闽商企业的全球实力。

领跑全球的当下：从宁德时代到字节跳动

今天的闽商，早已突破传统行业的局限，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新势力企业家。

宁德时代的曾毓群，上世纪90年代还只是前往东莞台资企业打工的普通福建人，如今他返乡创业，带领宁德时代成为全球动力电池行业的领军者，将中国的能源电池技术推向世界；客家地区向来以重教闻名，经商并非外界眼中的强项，却走出了抖音创始人张一鸣——这位高材生打造的字节跳动，成为全球互联网领域的巨头，市值与影响力持续攀升。除此之外，还有美团王兴等一批新闽商，借助互联网、AI等新技术，跻身世界级企业家行列，让闽商的旗帜插遍了全球更多领域。

这五个关键瞬间，不仅印证着闽商的成长与蜕变，更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探索的底层逻辑。我曾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邓公的遗产》，在缅怀邓公的同时，我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成就总结为四句话，这四句话，也是闽商崛起的核心历史背景。

闽商崛起的四大历史背景

逼出来的改革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先天地理条件恶劣，靠土地根本难以生存，只能“靠海吃海”，这也让福建成为了中国第一华侨大省。早期的福建人出洋，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讨生活、求生存。

而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被生存压力、发展需求倒逼而来的。多少先行者为了民营经济的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为福建、为中国的改革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社会的发展本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如同湿地能孕育万物，看似干净整洁的“水泥板”，是无法实现生态共荣、无法让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只有给予足够宽松包容的环境，允许试错、允许探索，才能孕育出蓬勃的生机，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发展成果。那些前赴后继的改革先行者，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放出来的活力

闽商的第一代企业家，大多是农民、小贩、渔民，他们出身平凡，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智慧和拼搏精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放开，他们的才华无从释放，也不会有“闽商企业家”这一群体的诞生。

即便面对晋江假药案、远华走私案这样的重大挑战，福建也始终没有停下对外开放和探索的步伐。正是这份政策的放开，让民间的创造活力、创业热情喷涌而出，成为福建发展最核心、最持久的动力。

摸出来的市场

1991年底至1992年初，小平同志南巡，彼时我与新华社老社长穆青，沿着小平南巡的路线全程采访，亲历了这一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时刻。

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提出：“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是衡量一个制度优劣的标准，而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这句话，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如同解开了束缚在民营企业家身上的“紧箍咒”，让大家敢闯敢试、敢闯敢干。

在此之前，北京谈市场经济色变，很多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我们必须清楚，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企业家的成批涌现；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企业家的生存空间。此后二十年，民营经济迅速崛起，不仅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更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如今更是走出国门，在全球开疆拓土，成为大国博弈核心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

挡不住的国运

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遭遇过无数艰难险阻，多次被西方唱衰，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持续打压，但每次看似迈不过去的坎，最终都成为中国浴火重生、逆势崛起的契机。

过去八年，在“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的推动下，中国高新科技扬眉吐气，经济发展强筋健骨，实现了从跟跑西方、到并跑西方，甚至在诸多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单纯的硬件、产品输出，而是实现了文化输出、生活方式输出——西方年轻人以体验中国生活方式为时尚，坐月子、喝热水、品福建茶，成为海外的新风尚，印尼等地甚至因为福建茶饮，诞生了上亿规模的商机。

国家崛起的背后，是无数企业的支撑，而民营经济，正是中国国运的核心底气。只要我们坚守并支持民营经济，给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营造适度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中国的未来，便不可限量。

值得剖析的几位闽商典范

闽商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深植于福建地域文化与精神内核的必然。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几位闽商典范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值得我们每一位企业家细细品味、深思。

郭鹤年：终身创业，与时代同行

郭鹤年是福州籍的世界级企业家，他曾托人给我送过一本自传，我认真通读了一遍，里面的很多内容，都让人动容。

他的父亲早年赴马来西亚打拼，站稳脚跟后，便接家人前往马来西亚生活。后来，由于父亲疏于顾家，郭鹤年的母亲一度返回大陆，可又因挂念孩子，最终还是重回马来西亚，扛起了家庭与生意的重担，成为家族事业的实际创始人。郭鹤年接手家族生意后，从大米、粮油、食糖贸易做起，直至58岁，公司的大小决策，仍大多由母亲做主，这份孝心与敬畏，令人敬佩。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进入大招商时期，外贸部与北京市委专程赴香港，邀请郭鹤年到北京投资建设国贸中心、中国大饭店。彼时的郭鹤年，早已是东南亚数一数二的企业家，事业有成，他内心十分心动，但母亲却坚决反对。母亲的顾虑有三：一是他已是功成名就，无需再冒风险；二是他年近60，本应准备退休，安享晚年；三是当时的中国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恐怕十年都难见成效。

这是郭鹤年人生中第一次违背母亲的意愿，他力排众议，坚持赴京投资。三十年后，郭鹤年感慨万千地说：“中国成全了我”。如今，北京国贸中心的市值已达3000亿，而本应60岁退休的郭鹤年，年逾百岁，依然奋战在事业一线，从未停下脚步。

郭鹤年的故事，告诉我们三个深刻的道理：

第一，革命者永远年轻，企业家是一个终身职业，与年龄无关。只要心中有执念、眼中有方向，就永远有前行的动力，就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持续创造价值。

第二，事业养老，从容布局。很多企业家刚到60多岁，就开始为企业传承焦虑，实则大可不必。如果我们把企业家当作终身职业，干到90岁、100岁，算下来至少还有30年的时间，这样我们就能坚持长期主义，从容不迫地长远布局，甚至再创一个新时代。

第三，三生有幸，共享未来。生活、生命、生意，本就是一体的。生活要丰富多彩，生命要饱满而有价值，生意只是顺带的结果。企业家只有打通生活、生命、生意这三者，才能真正理解事业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和幸福的真谛。

方志忠：以匠心守初心，以美食传文化

此次福建之行，我对莆田菜的印象非常深刻，甚至认为，莆田菜是福建最好的美食。我曾三次赴新加坡，当地的达官显贵宴请我，无一例外，都选在莆田餐厅。

此次在莆田，我与当地朋友谈及此事，朋友当即联系上了莆田餐厅的老板——方志忠先生。彼时，方先生正在新加坡，得知我到访莆田，他激动地表示，自己20年来一直关注我，如今终于有机会在故乡相见，执意从新加坡飞回莆田，亲自陪我吃最地道的莆田菜。

20年前，方志忠赤手空拳赴新加坡打拼，身处异国他乡，他无比怀念故乡的滋味。于是，他从餐饮“门外汉”跨界，在新加坡开了第一家莆田菜馆。此后，他凭借着对食材和品质的极致追求，一步一个脚印，在全球开出了100多家门店，还斩获了米其林星级评价，成为东南亚高端餐饮的代表品牌。

他以一家小小的餐厅为窗口，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一个新福建、新莆田。他的成功，用一句话就能总结：没有取巧，只有匠心。他把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对家乡文化、美学及生活的理解，通过一家餐厅，极致地呈现出来，既抚慰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也满足了海内外食客对中国美食、福建文化的向往。

从方志忠先生身上，我们能看到闽商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品质——无论身处哪个行业，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沉下心来，以极致的用心做好一件事，这样的人，终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大出海时代的闽商新玩法

2024年，我在智纲智库大会上作了一场演讲，其中关于“不出海，就出局”以及中国式全球化的预判，在“江湖”和“庙堂”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而在大出海的时代浪潮中，闽商早已率先行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理念，万信达集团的陈日铃先生，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陈日铃是宁德人，青年时期赴广州花都创业，他跟踪了我近20年，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三脚猫”——他思维敏捷、行动迅速，早些年经商，大多凭直觉，涉及的领域也很广泛。但他身上，有一个难能可贵的特质，那就是深厚的家国情怀。他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地球卫士”，花了十几年时间、投入几千万资金，推动中国北回归线的文旅开发。即便这段经历看似只花钱、无结果，却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他的能力、眼光与格局。

“不出海，就出局”的时代预判出来后，陈日铃第一时间找到我，说他听进了我的话，已经卖掉了国内的所有资产，前往印尼创业，还热情邀请我去印尼看看他的项目。打动我的，不仅是他破釜沉舟的魄力，更是他“三生有幸”的出海理念——打球、品美食、做考察，在丰富的生活中拓展生意，在愉悦的体验中链接资源。

而支撑他出海的，不再是外地的资源，而是福建本土的力量。他依托“两国双园”的国家战略，在郑和下西洋的故地——印尼三宝垄，打造了一个对标深圳、蛇口的工业园区，立志将中国的特区模式，复制到印尼的土地上。作为“两国双园”重大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个巴塘万信达产业园得到了印尼政府的大力支持，目标是建设世界级的产品制造中心，优化产业链结构，推动产业集群形成。

起初，我十分担心他的这份“拓荒之举”——烈日下的异国拓荒，何其艰难？政府的支持、当地的认同，能否真正到位？但一年后，当我再次赴印尼考察，却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几十万平方米的厂房拔地而起，大批企业纷纷入驻，园区发展已初具规模。据规划，未来五年内，这个园区将建设1000万平方米以上的产业空间，为当地及周边区域提供超过100万个就业机会，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增长。

去年，我受邀赴当地作讲演时，印尼总统本欲亲自到场，因有重要国际要务，特意派办公厅主任出席；现场更是有数十位印尼政要、部长齐聚，办公厅主任甚至脱稿演讲一小时，对这个中国模式的园区给予了高度认可和赞誉。

如今的陈日铃，已经成为民间国际交流的“无冕大使”，每天都有上千名中国企业家前往印尼考察合作，印尼政府也频频与他对接，寻求深度合作。他用闽商的魄力与智慧，在海外搭建起了中国与印尼合作的桥梁，也凭借这个项目，让万信达集团荣获“2024新经济十大领军企业”奖，他本人也斩获了年度人物殊荣。

陈日铃的故事，正是新一代闽商的缩影——他们不再局限于本乡本土，而是立足世界，用新思维、新模式、新玩法，打造新平台，走出了一条与老一辈闽商全然不同的全球化之路。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大出海的黄金时代，这背后，是中国式全球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一体两翼”的核心需求：没有中国式全球化，中国式现代化便缺乏坚实的基础；而如何出海、怎样出海，是一门大学问，需要明确的战略指导和方向牵引。

在这场出海浪潮中，闽商是最有条件、最具优势的群体——东南亚70%的华人有福建背景，同气相求、一见如故，乡情成为闽商出海的天然纽带。如果福建能涌现出更多像陈日铃这样的企业家，用新模式搭建海外平台，用“三生有幸”的理念连接海内外资源，让闽商在出海过程中少走弯路、少遇挫折，就能以闽商的力量，带动东南亚的发展；而东南亚的发展，又将为中国的现代化筑牢根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我看闽商的崛起

闽商的崛起，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福建独有的地域特性，与改革开放政策东风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这份必然，藏在八闽大地的山海交融之中，更刻进了福建人的基因血脉里。

一是刻入骨髓的拼搏精神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一首《爱拼才会赢》，道尽了福建人的生存哲学，也唱出了闽商的精神内核。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山”的围困，让耕地极度稀缺，福建人无法依靠农耕文明安稳度日；而“海”的呼唤，成为了他们唯一的生路，只能向海而生、向海而拼。海洋的未知与凶险，让出海本身就是一场搏命的选择，也正因这份山海造就的生存压力，淬炼出福建人不安现状、敢于冒险、不服输、不认命的倔强性格。

这份从山海间生发出的拼搏精神，让晋江的轻工业制造在时代浪潮中快速崛起，打造出名震天下的“晋江模式”，成为闽商闯世界、打天下的最初底气。

二是和而不同的多元特质

八闽大地的山海阻隔，让福建各地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方言、民俗与文化传统，而这份多元，恰恰是山海赋予福建的独特馈赠。

闽南临海，闽南人深谙海贸之道，带着海洋的豪爽与开阔，敢闯敢试、勇于开拓；闽西多山，客家人在群山间耕读传家，沉淀出踏实坚韧、诚实守信的品性；莆田人在山海交错间，走出了独有的商业思维，精明务实、精益求精；武夷山片区融合赣地文化，兼具山的沉稳与水的灵动，温润而有力量。

所谓“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山海塑造的多元文化特质，让福建企业家能在不同赛道各展所长，在各自领域找准定位、深耕细作，最终形成百花齐放的商业格局，让闽商群体的生命力愈发旺盛。

三是走出去的生存智慧

福建人常说“门里是条虫，跳出门外变成龙”，“山”的局限，让耕地少、人口多的现实难以破解，向海外迁徙，便成了刻在福建人骨子里的传统。如今，祖籍福建的华人华侨总数超过千万，他们遍布全球各地，成为闽商走向世界的重要支撑。

这份走出去的智慧，既源于“海”的包容与开拓——福建人向海而生，自古就深耕海上产业、布局海外，郑芝龙、郑成功等历史知名海商，都出自这片土地，他们用勇气和智慧，练就了对全球市场的敏锐嗅觉；也依托于“山”的内聚与支撑——闽文化有着较强的内敛性，与潮汕文化一脉相承的宗族文化，如同大山般坚实，成为福建人闯荡海外的牢靠枢纽与后盾，让他们即便身处异乡，也能抱团取暖、守望相助，最终站稳脚跟、做大做强。

说到底，闽商之所以能够崛起，核心是福建山海交融的独特文化，孕育出的鲜明性格。农耕文明的安稳、耕读传家的静好，本是传统中原的生活底色，但福建被山围、向海依的地理格局，让这里的人无法囿于农耕，只能向海求生、向海而拼。

而山海交融，更让福建人兼具山的沉稳与海的果敢：骨子里有山的坚韧，做事踏实、有根有底、不离不弃；胸怀中有海的开阔，敢于突破、勇于创新、放眼全球。这份独有的山海品性，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