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提出“公立医院应开展部分高端医疗服务”的观点，引来一位公立医院领导的质问：“特需服务只服务有钱人，难道不是剥夺普通患者的资源？这还叫医疗公平吗？”  

这种质疑很有代表性——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公益”等于“均贫富”，大家挤在同一间候诊室、用同样的药、住一样的病房，才叫公平；一旦谈“市场化”，就会被贴上“嫌贫爱富”的标签。  

但真正的公益，真的是让所有人都在低水平供给上“人人平等”吗？压抑有支付能力者的需求，真的能让普通患者受益吗？我想从我的姥爷——一位老大夫的“定价策略”讲起。  

姥爷的“分层定价”：用富人的钱，做穷人的善事

姥爷曹书田是中国第一代科班西医，上世纪20年代从教会医专毕业，后来在河北老家开了“济民医院”。我儿时记忆里，他出诊时，胡同里总排着百米长队：有人拎着鸡，有人攥着大米，有人空着手。  

姥爷心里有杆秤，把患者分三类：  
• 有钱人：富商、地主，上门服务，收高昂市场价；  

• 没钱人：普通农民，用鸡蛋、大米或干活抵诊费；  

• 赤贫者：分文不取，倒贴药费，甚至塞路费。  

东厢房里，他自制“山楂大蜜丸”“止咳糖浆”，免费送给穷患者。但若没有富人的高价诊费，他哪来名贵药材？哪来财力做公益？  

“如果当时有人勒令我对所有人都只收鸡蛋，结果只能是济民医院破产，富人去省城找洋大夫，穷人彻底没地方看病。”姥爷的故事，道破一个朴素的真理：满足高支付能力者的需求，是公益的“造血机制”。  

公立医院的误区：用有限资源，填无限需求

今天的公立医院，正陷入类似的误区——试图用财政补贴和医保资金，覆盖无限医疗需求。结果：  
• 富人拿钱买不到好体验，转向海外或“黄牛”灰色渠道；  

• 普通患者因医院资金紧张、人才流失，面临医疗质量下降。  

我反对的是：用“挤占普通资源”或“透支医生休息”搞特需。特需必须是“增量业务”——在完成正常医疗服务的基础上，用充足的人力、空间、流程支持，做大蛋糕，而非切分蛋糕。  

全球通行逻辑：分层服务≠不公平

这种“分层服务”在全球医疗行业几乎是标配：  
•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马伯格楼提供酒店式奢华服务（红木家具、管家服务），收费远高于普通病房，溢价收入用于罕见病研究、教学和贫困社区义诊；  

• 梅奥诊所/克利夫兰医院：高管健康计划（Executive Health Program）主打“效率”——1-2天完成深度检查+多学科会诊，富豪为“时间节省”付费，支撑每年数亿美元科研投入；  

• 新加坡公立医院：病房分A（全自费/商保，单人间）、B1/B2（部分补贴）、C（高补贴，8-9人间），明确“医疗质量一样，服务体验是商品”，富人的钱留在公立体系，减轻财政压力；  

• 印度NH医疗集团：通过豪华病房、VIP服务向富人收市场化费用，利润补贴40%-50%贫困患者的超低价/免费心脏手术。  

正如NH创始人Devi Shetty所言：“慈善不可持续，但好的商业模式可以。”  

可持续的善良：让富人为效率买单，让善意有源头

真正的公益，不是“大锅饭”，而是建立一套机制：  
• 富人支付市场价，换取更好的服务或效率；  

• 这笔钱转化为资源，呵护那些手拿鸡蛋、甚至一无所有的患者；  

• 公立医院有了自我造血能力，留住顶尖人才，才有底气像姥爷那样，递上一瓶免费的“止咳糖浆”。  

当我们不再把“市场化”视为洪水猛兽，不再用“均贫富”绑架公益，才能让医疗体系既有温度，又有韧性——这，才是可持续的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