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说起教育和就业，“内卷”“阶层固化”“考公考编”“上岸”等关键词常被提及。考试，仿佛是中国人乃至东亚人的宿命——从小学到大学，从高考到公考，每一步都离不开考试，它既是前进的阶梯，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阶梯。有人调侃：“这年头‘上岸’比古代容易，毕竟古人想进体制，科举录取率低到绝望，捐官看家底，做吏地位低，进宫当公公还得赔上‘无后’的代价。”那么，高考独木桥与考公热，真的比旧时科举更容易吗？

一、科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古代版

即使在科举最盛的明清，录取率也低得惊人。《我在古代当考生》一书提及：“整个明代，全国乡试平均录取率为4.71%；清代顺治时期江南举人的录取率是1.75%，康熙朝暴跌到0.48%，两百人里取不足一个。”而举人已实现阶层跨越——终身享有会试权利、拥有当官资格，在乡间地位极高。

科举的“难”不止在录取率。几十万字的四书五经需全文背诵，乡试要在贡院的单人小隔间里待几天几夜，吃喝拉撒全在其中；入场搜身毫无尊严，且报考条件严苛：直系亲属不能从事贱业、无犯罪记录、家世清白、报考时无丧事、需在户口所在地考试，还得有人作保。更关键的是，读书成本极高——书籍是奢侈品，知识多靠家传，“官宦人家”“书香世家”实质是知识垄断，贫家子弟若无宗族全力支持，连参与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数据显示，“终唐之世，可考进士不及七千，录取率百分之一二；宋代平均每科录取人数是唐朝的十八倍”，但即便如此，对个体而言仍是“一考定终身”。在平均寿命仅三十岁的古代，不少人考了几十年，把一辈子都搭进了科举考场。

二、考公：当代“上岸”潮的内卷真相

如今，高考扩招多年，学历贬值成常态；考公则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唯一出路”，几百上千人抢一个岗位已成常态。与古代科举类似，“上岸”带来的稳定感和阶层跨越预期，让无数人趋之若鹜。但对比科举，现代考公虽取消了家世、身份限制，获取知识的渠道也更多元——体制内、中产、商人、工薪家庭都能为孩子提供资源，却陷入了另一种“内卷”：“一个人的努力能提高分数，一群人的努力只会提高分数线”。

很多学生从中考到高考一路在应试教育中“厮杀”，被家长视为“赢家”，却对学习产生深深的厌憎感，无法在知识中获取乐趣，甚至陷入内心虚无。这与古代考生的困境如出一辙——《我在古代当考生》写道：“好学生赢到最后，也会发现已经没东西可赢，赢不能换来内心的充盈，反倒一不小心就会跌进空虚。”

三、跨越千年的“体制依附”：无路可走的选择

古人对科举的执着，本质是小农社会“无路可走”的无奈——个体缺乏其他上升渠道，只能依附体制获取认可。这种逻辑在当代依然适用：经济突飞猛进时，新兴行业多，个体可通过读书、创业等多种方式改变命运，对体制的依附性就小；当社会经济无法为大多数人提供多元出路，“考公上岸”便成了显学。

但从古至今的规律是：体制外的路越窄，体制内的路也会随之变窄。无论是科举还是考公，当“上岸”成为唯一目标，个体的创造力与可能性也会被逐渐束缚。

《我在古代当考生》中说：“一代代人为了生存，都必须用肉身去撞南墙。”从科举考场到考公考场，跨越千年的“上岸”执念背后，是个体对稳定与尊严的渴望。但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让“上岸”不再是唯一选择，让每个个体都能在多元的赛道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

书名：《我在古代当考生》
作者：陆蓓容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出版时间：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