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 10 日，中美双方关税调整正式落地，成为本月全球贸易的重大转折。

一方面，美国把针对中国商品的“芬太尼关税”下调10%，并将对华征收更高对等关税的暂停期延长至2026年11月10日，期间维持10%的现行税率；另一方面，中国也停止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包括棉花（15%）和大豆（10%）等商品；以及自同一时间起，在一年内继续暂停实施24%的对美加征关税税率，保留10%的税率。

中美经贸磋商重要成果落地，无疑是当下出海的利好消息。

然而，当放眼更多的区域就会发现，局部的贸易保护主义仍在持续。就在今年11月13日，欧盟成员国达成一致，决定取消150欧元以下小包裹的免税政策。一直以来，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小包裹享受免税进入欧盟的特权，但这扇便利之门即将关闭。这项被称为“针对中国电商的税收新政”将从原定的2028年提前至2026年实施。

一喜一忧，也反映了全球的商业贸易仍旧存在极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格局。对直面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如何保持定力和方向？增长的新动能会来自哪里？这已不只是企业需要解决的难题，更是国家和政府去考虑的重要议题。

这次，霞光社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王小鲁，就全球贸易变化、政府服务能力、创新力提升等议题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在对话中，王小鲁表示，海外仍有大量的机会存在，关键就是你要去寻找自己的机会。在这过程中，竞争、合作、共赢应该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三个关键词。尽管全球贸易有一些利好消息，但企业仍要有长期面临困难的准备 ，并且更多地去关注多元化的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到了需要提升创新力的阶段，AI正是创新最重要的抓手。未来，或许AI将把人类99%的工作将接管，并创造巨大的价值，这一定会带来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巨大变革。而政府需要做的是做好制度建设的保障。

一、全球化仍有大机会

Vivi：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级对话》。我是霞光社的Vivi，今天我们特别开心，请到了著名的经济学者王小鲁教授。今天我们会一起聊聊，在全球经济重构的过程中，我们的新动能在哪里；以及企业如何去应对全球化的新格局。王老师，这几年大家最直观的感受是，全球经济都在变冷，从您的这个长期的观察来看，为什么会进入这个状态？是结构调整，还是短暂的周期性的变化？

王小鲁：从全球来看呢，我觉得这些年有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很多国家回过头去，趋向于贸易保护，趋向于和别人打贸易战，建立壁垒。那么这种保护措施呢，它可以说事出有因，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间，各国的经济都在互相竞争，在竞争中就会有领先者，也有落后者，在竞争中败下来。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它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政策，有的国家就可能因此采取了逆全球化的政策。确实，它会增加各国之间贸易经济合作、互相联系的困难。

Vivi：那对于企业来说，如果这是一个相对长时间的常态，企业的出路是什么？

王小鲁：尽管存在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也包括最近美国的这种高关税壁垒这套政策，不会说这个机会就全都没有了，总归还会有大量的机会存在，关键就是你要去寻找自己的机会。你要发挥自己的长处，而且你要尽可能的去适应各国的情况，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来制定你的外贸或者出海的战略策略。

Vivi：我觉得好像就是，于很多出海企业来说是一种再成长，好像是倒逼大家在这个情况下又重新梳理、重新去扎根。可能之前出货，然后现在变成要落地本地、要合规、要去适应这种政策的变化。其实刚才咱们说，整个全球经济都在变冷，国内有一个趋势是大家看到很热烈，就是大家除了关注AI以外就是出海，出海变得非常地热烈。但是环境又如此之难，您觉得他们怎么能活得更好？

王小鲁：最近这几十年，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应该说是很快的。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才200美元，那现在已经12000美元了，这个发展是相当快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很多企业，有新企业有老企业，但是不同程度上他们都适应了国内的环境。但是，整个地球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大村子，我们是这个村子里的村民，我们把自己家里做好了，但是我们不能不跟别的村民打交道，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只搞我们自己家，这个空间毕竟有限。整个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它的体量它的空间会比国内市场大很多倍。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大多数企业对国外市场还是不熟悉的，你到一个国家去，那个国家当地的法律体系是什么样的，它的营商环境什么样，它的民风民俗是什么样的，它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它的老百姓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当地产业结构是什么样的，这些你都需要有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就是出海的企业要去适应当地的法律法规、当地的营商环境。你比如说有些国家对环保要求非常苛刻，有些国家对劳工保护法律要求很严，比如墨西哥，那么你有些在国内习惯的做法可能带到当地就不能用了，或者说不合适了，你需要修改。如果不去注重这方面的问题，去研究这方面问题，那很可能你出去没多久就违规了、触犯当地的法律了，那你可能就很难再经营下去。有的情况下当地没有明确的法律，你在国内习惯的一些做法不适合当地的民风民俗，你在当地按同样的做法可能会带来别人的反感或者不理解，这些你也要关注、要去研究。

Vivi：是。之前大家说，中国企业一过去就把当地的这一类产业全部卷没了，因为我们勤劳、我们聪明、我们善于学习、我们能吃苦，其实这也是逆全球化的一种（原因），就特别在这个环境下，大家就有点不欢迎中国企业了。

王小鲁：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当地你有竞争优势，但是把当地企业都竞争垮了，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不欢迎你的局面。

Vivi：这个度又很难把握。

王小鲁：我觉得只能说，你作为一个企业到海外投资，你要尽可能地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当地的企业留下生存空间，怎么把竞争变成既竞争又合作，让他也参与进来，让他也能够获利，变成一个共赢的状态。

就是说，我发展你也发展，我有生存空间你也有生存空间，咱们各自发挥各自的长处，而且在有些问题上可以互相配合，那这样（问题）可能就会大大地缓解。

Vivi：还是要滋养当地，更长期主义。我上次跟日本的企业家在聊，他说如果这条街上我们都卖豆腐，大家价格一定是一样的。那如果他卖这种豆腐，那我们可能会做豆腐皮去卖，就是大家会本能地做差异化、产品的差异化，反正在日本这个国家里，他们的方式更倾向于差异，而且尽量不要以价格去做这种殊死搏斗，他们是不欢迎的。之前您说过，中国企业发展，还是要紧密地和世界保持联系，然后走出去，勇敢往前别回头。我觉得您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乐观的，对（出海）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乐观？

王小鲁：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那国内市场一直在变大，国内的产业一直在发展壮大，产业体系发展地更全了，产业之间的互相配套发展地更好了，这给中国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竞争力。但是，我们过去注重的是在国内发展，在开拓海外市场、寻找海外的投资机会、到海外去经营这些事情上，很多企业还不了解，或者了解地不够。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国内确实也面临一些困难，或者大家都说在内卷，互相比谁的价格低，搞得价格水平一直在下降。这个情况怎么来的呢？一方面是国内的产业做大了，生产能力强了，效率提高了，那这个市场空间对他来说不够大了。我们过去特别注重通过大量投资带来快速发展，但是消费市场的扩张没跟上来。产能扩张了以后，没有那么多人买你的产品，导致供过于求，结果就是大家普遍地产能过剩——我投资建了很多工厂，但是这些工厂没有足够的订单，我的这个投资效率就大打折扣，甚至就变成亏损，投资得不偿失。

这是我们国内面临的问题，大家都发愁东西卖不出去，所以拼命地打价格战，说明它背后是有问题的。我们国家的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这几年也就是在56%左右，但是世界各国普遍的情况大概是70%到80%。

这个我认为，国内也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促进结构更加平衡地发展，特别是改变这种消费不足的状态，不要老是想着我怎么拉动今年经济增长、明年的经济增长，我要鼓励投资，一味地追求投资会造成过度投资；宏观政策也要考虑的更长远，才能让整个中国经济往长期更健康、更稳定的方向发展。

Vivi：对，刚刚咱们讲了“内卷”背后的这一整个逻辑。然后现在一个新的流行词又变成了“外卷”，国内这个供需的问题，使得大家把竞争打到国外去了，变成外卷了。

王小鲁：这种外卷，实际上也是，如果你没有差异化，你生产什么我也生产什么，咱们国内还没打完又要在同一个海外市场上打，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你怎么去寻找这种差异化的发展，不要老是想着我就是跟你生产同样的东西，这可能就有利于大家的发展。

Vivi：可喜的是，我发现大家也开始更多地去关注本地了，然后在本地去找一些差异化，比如当地（消费者）到底喜欢什么、不照搬（国内），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创新，包括中国的机器人。其实机器人不只是双足和四足，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爬墙的、修复墙面的。

今年我去参加WAIC，还是很震撼的。在德国的机器展上，几乎就两三家、个位数的参展机器人企业，但在国内我真的看到了全部都是，各个场景都有。我觉得以我们供应链的成本优势，再加上创新能力，这可能会有些新的可喜的变化吧。另一个好消息是，我看到美国参议院投票，说要终止全球关税的政策。您怎么看这个变化，这种局面会缓和吗？

王小鲁：我感觉，首先这是个好事，如果美国能够及时停止退出这种政策，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还没看到详细的报道，具体到底是怎么说的，能做到哪一步，还要看一看。我不太相信说川普这套高关税政策就会彻底消失了，不可能消失，就完全回到以前的状态。即便回到川普上台以前，拜登时期还是有贸易保护的，还是有各种投资限制，特别是对华的一些不友好的政策，还是有的。所以这种情况要看一看。

但是长期看，我是觉得这种政策是既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美国自己。那接下来，美国通胀可能已经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了，数据上反映的还不是太明显，但是很多在美国生活的人告诉我，说那个物价涨的非常厉害，对老百姓伤害很大，对很多美国企业的经营也是不利的，因为他们从海外进口原材料、进口零部件，这个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难，他会对美国自身造成伤害。

对这种政策的反思和修正，我想这恐怕是早晚的事，但是也不要指望说很快就完全过去了。

Vivi：听起来短期应该还是一个常态性的。如果是这样，对于出海企业或者国内发展的企业，大家怎么找这个新的空间？因为对美国本土企业已经很难了，那我们过去其实也一定是难的。

王小鲁：对。我觉得，一个就是你要有这种长期面临困难的准备 ，不要想着会我就等着他变好，这个很快就好转了，这事就过去了。可能没那么简单。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美国市场我进不去或者我面临困难，我还可以寻找其他市场，我还可以到欧洲去，欧洲不行我还可以到亚洲、非洲、拉美这些市场。

Vivi：全球是一大村，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王小鲁：对，那这个村子发展不平衡，你的产能在国内是过剩的，卖不出去了，但到了某些地方可能就变成非常受欢迎的产品。那么你寻找这样的地方，就可能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另外你也不要说，我就一成不变，国内生产什么我出去就生产什么，你也要尽量适应国外市场这个环境，你产品要变一变，也许你要开发更新的东西，这些都可能给你带来新的机会。

Vivi：我们看到像（海外）去年很火、今年也依然很火的泳池机器人、扫雪机器人，在国内其实很少用，还有高尔夫球车，这都是中国人在做的。其实他们就是看到了海外的场景。最近有一款卖得很好的AI硬件，就是吸在手机后面可以录音转笔记，然后很神奇的是，它在日本卖得很好。我开始知道美国肯定是它最大市场，结果在日本也卖得非常好，然后现在拉美也开始做得好，也是中国的产品。

王小鲁：所以你还是要去研究、适应海外市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发上面，去根据市场的需要开发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或者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做一些改进，它就可以适应不同的消费需求，那你的产品可能销路就会更好。

二、服务企业出海，政府是最大的后盾

Vivi：这个中国的创新力以及今年DeepSeek一火，大家认识到中国AI创新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然后，大疆出去以后，大家也觉得中国的货是好货，不再是跟劣质印象挂钩了，还是有很大变化的。 

以前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在全球的地位上、国际博弈上还是处于劣势的，这几年好像有一些变化，比如大家出海的信心也更足。但是遇到问题，比如就贸易政策的变化的时候、关税的问题，政府会采取谈判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您站在更高的角度，政府还能给大家、给企业什么样的更好的建议或者帮助，让大家在“外卷”这事上走的更稳一点？

王小鲁：对，这方面确实如你说的，政府也有很多事情可做。面对企业出海潮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允许还是不允许，政府可能需要更多考虑怎么给企业提供服务，帮助企业去开发海外市场，寻找海外的投资机会。这样就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说你可以给企业提供关于海外市场的各种信息、咨询，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

比如说（企业在海外）碰到麻烦需要维权，怎么在当地的这个法律环境下，维护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有的企业也许搞不明白，政府能不能多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去帮助企业合理地维权。这些其实都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Vivi：是，我看到好多省市已经开始组团带着大家出海了。我在沙特吉达，看到山东政府带着100多家企业在那跟当地政府去交流，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事。

王小鲁：下一步呢，可能还要考虑的更多一些。就是不光是把企业带出去看一看，可能还要更多地考虑这些企业在海外遇到哪些问题了，怎么帮助它去克服这些困难，给它提供更好的服务。

Vivi：上次和林雪萍老师在交流，他就提到很多日本企业在海外，然后它要发展去增加它的GNP，所以它把当地的落地的服务都做得很好。比如有很多日本人的学校，在北京也有，但是中国的企业出去真的几乎是单打独斗。

王小鲁：对，你说的这个例子其实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想想，别人到我们这来投资，他们是怎么做的。就像你说的，那么多日本企业到中国来了，他相应地要有配套的服务设施，包括有日本学校给孩子们上学，这些是一个完整的配套。其实这些经验我们都可以学，这也给我们启发思路，我们到海外怎么去帮助海外的中国企业，做这些服务工作、做这些配套，这样他们也能够更好地发展。

三、三个词定义全球化

Vivi：咱们其实聊了挺多全球化这个事。如果用三个词去定义未来的全球化，您会怎么说？

王小鲁：我想到的是：竞争、合作、共赢。

竞争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环境里头，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互相竞争的环境，谁做得更好谁就发展地更快，那你效率低的企业、你成本特别高的企业、管理不善的企业，慢慢它就会自然就被淘汰了、垮了，这是进步的源泉。没有竞争就不会带来这种进步，就不会带来这种效率的提高。所以竞争是必然的。

但是你在竞争中间，能找到既竞争又合作、又能够互相有共同利益的这种状态。所以在竞争中间，一定要有合作，整个企业、整个世界它其实也是一个大的分工体系，你生产什么、我生产什么。现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有很多强项，但是我们也有弱项，比如说我们服务业发展就不是那么理想，我们制造业方面也有很多短板。那怎么办，就是一个合作，我买你的东西你也就帮了我。

在竞争中间去寻找合作的机会，去尽可能的发展这种合作，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共赢。

Vivi：最终也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的一个关系。

王小鲁：中国人有这点长处，就是说我们善于学别人，向别人学了之后，我们还能找到这个机会，哪些地方还可以继续改进，这是我们的长处。所以很多东西虽然别人在前面走，我们跟在后面学，学完了以后我们自己再加以改进就可以超过别人。但是要你走到世界的最前列，去领导科技创新的发展，我们还做不到。

四、到了提升创新力的阶段

Vivi：今年在WAIC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同时在杭州有一个黑客松大赛，全部都是高中生在那研究机器人、研究代码，研究各种新的可能性。包括李泽湘老师做的（XbotPark机器人基地），从大学生就开始做项目，然后毕业的时候会交一个东西，然后这个项目又可以有新的融资，结合商业前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喜的（变化）。

我和深圳前大疆的朋友在交流，他现在出来创业了，他跟我说大疆带给他的是，他们相信中国是有创新力的，中国会有这样的逻辑、也有这样的SOP，去做有创新力的产品。我觉得已经看到星星点点的，或者是更多的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投入，在改变。

王小鲁：中国也到了这个阶段了。过去从最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做起，一点一点跟人家学，然后发展到现在，走到科技创新这个领域，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道路，等着我们去走。

Vivi：没错，尤其咱们产业配套又如此完善，端到端就可以完成。如果我们的创新力再加上，那真的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起。那说到创新，我觉得还是得再说说AI，今年春节的时候，DeepSeek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振奋的消息，包括全球也开始关注AI。

我的体感是因为我一直关注出海、全球化这件事，然后我就感觉到，因为DeepSeek带来这一整波包括机器人居身智能的发展，然后大家的走动更密切了，从欧洲甚至印度、然后美国都开始交流起来了，就技术的探讨和交流。您觉得AI会加速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吗？

王小鲁：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们正在走到一个新一轮的、最震撼的产业革命的那个门槛上。这个AI革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乎我们能想到的99%的工作，早晚都可以被AI替代，而且它可能比你原来做得更好。那这不是一个大的产业革命、大的飞跃？

而且这一来的话，可能你的效率会成多少倍地提高，你的成本有可能大幅度地降低。

Vivi：他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引擎吗？

王小鲁：我想会的。但是这个要靠不断地创新，去寻找它这个发展的路径，同时它也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Vivi：最后一个问题，面对AI的这个冲击，您觉得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

王小鲁：过去从经济学讲，我们各国其实把充分就业都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目标，我怎么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发得快、就业机会创造得也更多，就比较容易实现充分就业。但是将来如果这种局面发生变化，就是你现在人能做的事大量的都被AI替代。它有这么高的效率，它创造巨大的价值，能够支撑你一周工作两天、三天也可以，还有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就业机会了，那更多的人如果没有就业机会会怎么办？你要做什么准备？

我想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套非常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现在就要开始做这个准备，尤其在今天这个条件下，很快可能就会面临更大的失业潮的挑战，你要尽快地把这套社保体系健全起来，这个是政府需要做的工作。所谓未雨绸缪，现在其实雨已经来了。

另外，对企业和个人来说将来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变化。我们现在常态还是你要找一个就业机会，它是一个稳定的职业，这种常态也许将来会改变，也许那种灵活就业可能会越来越多，你不一定在稳定在某一个企业、领一份固定的工资、每天去上班，你的就业可能是弹性的，你可能一个月之内这几天有事干、过几天没事干，这都可能。你也许就变成一个自由职业者，摆脱现在这种固定的就业模式。

另外我在想，我们过去一些很确定的概念，比如就业是有报酬的、是创造价值的工作；另外一些事情没有报酬，你可能是一个志愿者，或者就是干自己想干的事，画画、音乐、舞蹈，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但是不能拿这个换钱。这两者现在来看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那将来也许这个界限就不清楚了，第一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固定工作岗位让你去就业，第二你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发展你的兴趣爱好，这中间又有一些东西它是可以价值化的，我有某种专长我给人家讲课会带来收益，我喜欢研究、成天在琢磨，它也有可能给我带来价值收益。这些界限将来有可能模糊化。

Vivi：听起来有更多诗和远方，然后还能产生更多价值。

王小鲁：所以这中间他也会创造新的价值，会有更多的人去摸索、去创新，这个创新会带来新的回报、会带来新的价值。

Vivi：听起来也没有那么悲观，也非常可期。非常感谢王老师精彩的分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霞光社，作者：Vivi

平台内容治理的破局之道

内容治理的破局不仅仅在于责任分配和技术优化，更在于塑造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平台不应只是消极防守的“删帖机器”，而应积极引导优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通过激励原创、提升内容质量、扶持正向价值，平台才能让用户感受到“好内容更容易被看到”而非仅仅“坏内容会被删除”。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持续部署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重点针对“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AI技术滥用乱象、恶意挑动负面情绪等乱象集中时间、集中力量进行打击。

专项行动剑指网络空间乱象，也让平台内容审查的责任边界问题愈发凸显。平台已成为信息传播、社交互动的核心载体，但电商平台与内容平台的责任逻辑差异显著，个人用户违规成本低、平台权责不对等、社会期待与治理能力落差等问题交织，都让审查工作陷入多重困境。

厘清责任归属、探索破局之道，既是落实“清朗”行动要求的关键，也是构建健康网络生态的必然之举。

责任主体难确认

在数字社会中，平台作为“看门人”，已成为信息获取与交流的核心渠道。但不同类型平台的责任归属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在内容审查领域，需结合其运作逻辑明确第一责任主体。

近期，多家知名互联网平台因热搜榜单、推荐内容充斥虚假信息、煽动对立、情绪污染等违规内容而被依法约谈或查处。根据网信部门通报的处罚原因，小红书、微博、快手在热搜榜单主榜高位、频繁呈现大量炒作明星个人动态和琐事类词条，UC平台在热搜主榜“扎堆呈现极端敏感恶性案事件词条等非权威部门、权威媒体发布的信息”，今日头条则是“在热搜榜单主榜呈现不良信息内容，还在落地页面置顶呈现相关话题”。特别强调的是，内容平台的热搜榜单不该从反映民意热点，异化为放大明星八卦、恶性事件与不良信息的“推手”。

传统电商平台以商品交易为核心功能，形成消费者与商户的直接契约关系，平台主要承担交易撮合与保障职责。因此商品真实性、合规性及售后服务的第一责任主体是商户；平台负次要或协助责任，体现为合理审查与监管义务。监管路径清晰：优先追责商户，再核查平台是否尽责。平台角色更接近“市场管理者”，责任边界明确。

内容平台则呈现不同逻辑。其内容生产者是海量普通用户，行为属于个人表达，缺乏电商中清晰的商业契约约束。平台面对的并非可追溯的企业主体，而是分散、流动的个人用户，管控难度显著提高。

从组织经济学角度看，管控个体远比管控企业困难。

企业具备法人资格、治理结构与责任链条；个人用户则呈现分散化、碎片化特征，缺乏有效追责机制。电商平台商户数量通常在数万级别，而内容平台用户可达数亿。平台对商户可通过封店、保证金扣缴等方式形成强约束；对违规用户则主要依赖“封号”，但用户更换身份即可回归，违约成本极低。

契约理论进一步揭示差异：电商平台与商户之间通过服务协议、保证金等构成强约束性商业契约；内容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协议则趋于形式化，在注册时点击“同意”即可发布内容，缺乏实际约束力与追溯机制。

此外，内容平台传播的是信息、情绪与价值观，具有强外部性。一条不实内容可能迅速扩散，影响公众舆论与社会情绪，这使得平台在公众期待中处于更高的责任关联位置。

然而，内容平台作为商业主体，其约束能力存在局限：既无执法权，也难以通过契约逐一约束海量用户。平台还需在“内容合规”与“用户体验”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审查损害表达活力。因此，尽管平台成为内容合规最直接的责任关联方，其责任范畴与管控能力并不完全匹配。

现实困境愈发凸显

内容平台在现实中的处境并不轻松。

理论上，责任应由违规的个人用户承担；但在现实中，平台往往被推到风口浪尖。原因在于内容平台的运作逻辑与社会期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张力，从而形成了平台内容审查的多重困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网络法治发展报告（2024年）》，2024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12万余件，同比增长15.71%。根据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所披露的数据，2024年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2.27亿件。迄今为止，平台内容审查仍旧面临种种现实困境。

（一）信息洪流下的有限治理

内容平台的根本特点是以海量个体为节点，构成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每天数以亿计的视频、图文、评论、弹幕在不同平台上被生成、分享和转发。信息像洪水般涌来，流速极快，流向极散。

平台想要事前把关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投入再强大的算法审核与人工审核，也难以在第一时间筛查掉所有违规内容。与之相比，电商平台面对的是有限的商品库和有限的商户群体。

但内容平台不同：内容本身是无穷无尽的，违规的可能性也多种多样，从色情低俗到虚假信息，从人身攻击到价值扭曲，几乎不可能预设出一个完全有效的过滤体系。

平台上的笔记分享就是典型例子。平台难以在海量笔记中瞬间分辨出哪些是过度修饰的虚假宣传，哪些是伪装成亲身经历的违禁药品推荐。即便投入巨资审核，仍像用一张有限的网去拦截整条河流，总会存在疏漏，从而使平台因个别内容而陷入公关与监管危机。信息治理在数量与复杂性上都超过了平台的承载能力，形成了先天的管理鸿沟。

（二）个体代价过低，责任稀释

治理难度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个体违规的成本极低。

对于一个商户而言，违规意味着罚款、下架，甚至企业声誉受损，这是一种高代价行为。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被封号只是换一个手机号、重新注册的问题，付出的成本微乎其微。

这就导致一种逆向激励：违规的个人往往敢于冒险，甚至利用匿名和“马甲号”批量生产违规内容，平台在追责时却很难精准对应。“网暴马甲号”就是典型，一个用户被封，只需换个手机号就能瞬间“复活”，用近乎零成本的新账号继续违规，平台却要为此承担全部监管压力和品牌风险。“一对多”的治理格局使得责任被极大稀释，违规的代价和风险由平台集中承担。

（三）责任与权力的不对称

平台的困境还在于它被社会和舆论赋予了过高的责任，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权力。平台不是司法机关，没有强制取证、追责的权力。平台能做的只是删帖、封号、下架，这些措施在根本上难以解决问题。

当违规内容广泛传播后，公众往往第一时间要求“平台必须负责”，却忽略了平台并不能对用户进行实质性惩戒。责任与权力的不对称使平台成为“背锅者”。一方面，它被要求守好舆论大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拥有足够的执法工具。长此以往，平台被困在一种“高责任、弱手段”的悖论之中。

（四）审查过多与过少的两难

平台在审查尺度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处境：把关过严，可能引来用户不满，被指责“过度干预”，影响表达活力；把关过松又会被批评“纵容不良信息”，甚至受到监管问责。

这种“两难境地”让平台的审核机制经常摇摆。算法推荐一方面追求用户的停留时间和点击量，另一方面又可能推送出“擦边”甚至违规内容。人工审核则不可避免地受到价值观差异和主观判断的影响，难以形成绝对统一的标准。平台在尺度拿捏上的反复调整，本身就是困境的体现。

（五）社会期待与平台承受力的落差

更为复杂的是，社会对平台的期待往往超出了其技术与制度承受能力。

公众希望平台能够“即时发现、即时处理”，希望违规内容“不出现在首页，不进热搜”；但技术手段只能做到“尽量降低概率”，无法保证“绝对零风险”。

与此同时，平台一旦因违规内容上热搜，就会面临舆论批评、监管约谈，甚至股价波动。如直播领域的突发违规事件，平台始终面临技术响应与风险管控的双重困境。直播的实时性与互动性决定了内容生成具有不可回溯性，而海量直播间同时在线的特性，使得技术审核系统只能依赖关键词识别、画面帧分析等基础算法进行初步筛查，对于主播突发的不当言论、隐性违规行为（如隐晦煽动、变相虚假宣传），算法往往存在识别延迟甚至判断盲区。公众却普遍期待平台能“秒级拦截”所有问题内容，一旦某主播的失当言论通过审核漏洞传播扩散并引发热议，舆论便会立刻指责平台审核形同虚设或漠视风险。

平台高层常常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量“灭火式”处理，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只是把压力暂时转移，困境依然存在。对此，欧美国家或地区普遍采取“避风港原则”，以“技术中立”和“技术不能”为理论基础，认为平台和服务提供商对用户上传的违法内容不直接承担法律责任，而是在事后出现问题时适用“通知—删除”原则，即在收到违法违规内容的举报“通知”后做出“删除”处理。当然，鉴于平台内容违法违规事件攀升的严峻性，欧美政府也在加强对平台主动监管的要求。

期待破局之道

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找到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治理路径？破局的关键不在于让平台承担“无限责任”，也不在于放任个人用户完全自由，而在于在信息社会的复杂网络中，寻找新的平衡机制。

（一）从“单点追责”到“分层责任”

现有模式下，平台成为几乎唯一的责任承担者，这显然不可持续。一个可行的方向是“分层责任”——即将责任在个人、平台、社会之间合理分配。

2024年生效的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正是“分层责任”的典范，它依据平台规模和风险设定不同义务，让超大平台承担系统性治理责任，中小平台则履行基础性职责，从而打破了“平台负全责”的僵局。

其中，个人作为内容生产者，应该对其发布的言论、信息承担基础责任。平台则在技术层面、机制层面提供合理的过滤、提示和处理措施，但不应被要求对所有内容负全责。社会层面，行业协会、学术机构、媒体监督等也可以提供评价与纠偏机制。责任的多元化分担才能缓解平台的独角戏局面。

（二）提高个人行为的成本与可追溯性

要破局就必须提高违规行为的代价。这并不意味着引入过度惩罚，而是通过技术和制度设计，让个人的行为更具可追溯性。例如，实名制与匿名制的平衡可以进一步优化。对涉及公共传播的内容，平台可以通过算法识别用户活跃度、信用等级，并建立分级的权限体系。信用高的用户享有更多推荐机会，违规率高的用户则被限流甚至冻结。如此可以在不破坏整体匿名氛围的前提下，增加违规行为的成本。

（三）技术赋能与算法透明

当前，算法推荐往往以用户停留时间为首要目标，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破局之道在于：算法不仅要优化用户体验，也要承担社会责任。

一方面，平台可以引入“多目标算法”，不仅关注点击率，还要平衡信息质量、多样性与公共价值。另一方面，算法的部分透明化也有助于提升社会信任。若用户能理解推荐逻辑，社会若能监督算法导向，平台就能避免“黑箱效应”带来的质疑。

（四）从“事后救火”到“前置预防”

当前的审查模式大多是“事后发现、事后处理”，这导致违规信息往往已经传播开来，平台再去下架、封号，已难以挽回。未来的治理方向，应当更多转向“前置预防”。

例如，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图像识别技术，对内容在发布前进行风险分级：低风险的自动通过，中风险的进入人工审核，高风险的限制发布。如此便可以在源头上减少违规内容扩散，显著降低大规模扩散的概率。

（五）构建健康的舆论生态

内容治理的破局不仅仅在于责任分配和技术优化，更在于塑造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平台不应只是消极防守的“删帖机器”，而应积极引导优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通过激励原创、提升内容质量、扶持正向价值，平台才能让用户感受到“好内容更容易被看到”而非仅仅“坏内容会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