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ESG进步观察#系列第155篇文章

本次观察关键词：COP30

十年前，各国领导人在巴黎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气候协定时，世界为之欢呼，学者专家们将其定义为“历史性的转折点”——从自上而下、带有强制性的约束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模式。

《巴黎协定》的确为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极大改善。巴西当地时间11月18日，正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出具了一份主席国磋商草案，指出十年前研究机构预测全球气温将升高超过4°C，但在全面实施“国家自主贡献”情况下，如今升温范围已降至1.9-2.6°C，这意味着《巴黎协定》成功改变了升温曲线，将世界从气候灾难的边缘拉回。

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从这一届气候大会上，我们看到了全球气候治理陷入动力不足的困境。特朗普的频繁退群与欧洲的犹疑是这一困境后不可忽视的因素。

“特朗普的回归，恰逢国际气候合作的一个困难时刻。按照既定节奏，各国应在今年提交新的一轮NDC，在其中明确面向2035年的气候行动计划。这是COP30周期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绿色和平东亚分部全球政策顾问姚喆告诉：“但即使巴西总统多次亲自出面动员，今年各国的提交进度仍然滞后，目前仍有近半数的国家没有提交，而一贯在气候议题上起带头作用的欧盟，这次也拖到最后一刻才形成共识。”

地缘政治分裂、经济前景不确定、气候资金短缺、现有行动与目标差距巨大，在这些问题共同存在的背景下，这次COP30要讨论什么问题？未来的气候治理又会走向何处？

气候治理更务实了

通常来讲，气候行动有两大方向“适应”和“减缓”。姚喆指出，今年大会上气候适应收获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今年的谈判议程中包含全球适应目标，更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清晰，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如何在面对极端天气时增加韧性，这些问题也变得更加急迫。

在最宏观的尺度上，今年大会的主要博弈在于特朗普政府和其他继续参与的所有国家。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保持安静地“缺席”，而其他国家继续讨论如何提升行动力、如何落实目标，谁是主流、谁是特例，对比很明显。

作为东道主的巴西，在这次大会中就起到了表率作用。其于2024年底率先公布了新一轮的NDC，制定了以2050年碳中和为锚的2035年减排目标，并强化了减少毁林、提高气候韧性方面的承诺。

“当视角聚焦到谈判本身，更多的博弈和张力就出现了。资金问题，今年虽不在正式议程上，却依旧是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生分歧和不信任的关键点，”姚喆说道：“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承认历史欠账、加大资金（尤其是公共资金）投入，而发达国家则寄希望于私人投资，甚至是让新兴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在资金支持存在缺口的情况下，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意愿继续围绕气候雄心和化石能源转型进行讨论。”

据统计，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后，特朗普政府还暂停了美国对联合国机构及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支持，受影响的资金规模预计达到110亿美元。

而此后特朗普推出的《大而美法案》一方面收紧了清洁能源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又终止了新能源车购置税收抵免政策。“相比上个任期，特朗普对气候行动与全球合作的新一轮冲击，只会有增无减。”姚喆说道。

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另一关键力量，欧盟的NDC制定也颇费周折，其2035年减排目标需要向2050年碳中和目标看齐，但不同成员国在减排的具体数值上有分歧，影响因素主要是经济增长的下滑。

COP30现场，图源：绿色和平供图

好在作为主办方的巴西是务实的。姚喆认为COP30的主席国巴西很准确地判断了气候治理重心的转向：从之前的目标和规则制定转向落实，这一思路上的转变，预计将在未来几年的气候治理进程中得以强化。

此前巴西就曾多次表示，《巴黎协定》历经十年，落实细则都已敲定，大大小小的目标和承诺已经足够，现阶段的重点是落实。在COP30上，巴西的策略重点是推进实质性合作，为低碳转型提速创造有利环境、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资源，也借此回应NDC进展不理想的现实情况。

直观的一个例子是，巴西政府正式启动多层次治理解决方案加速计划（PAS）。这一倡议通过将各级政府与社会各部门的协同机制制度化，将其确立为有效落实《巴黎协定》的必要条件，标志着全球气候合作进入新阶段。

但要想推进落实也并不容易，这不仅需要更多政府部门的参与，也需要商业、科技、民间等更广发社会力量的参与。“这甚至涉及不同议题上的国际治理机制的协同，包括气候与自然保护、气候与贸易等。可以说，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与落实的需求更匹配，COP30只是开了个头，有更多的工作在后头，”姚喆补充道。

更多待解的命题

此次大会值得关注的是不少新命题被提上议程。一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呼吁，将“单边贸易措施”作为一个独立的谈判议题纳入正式议程。

这一建议虽然尚未获得共识。但在谈判议程之外，主席国会将贸易机制作为赋能和激发能源转型的重要条件，在领导人峰会及其他场合推动讨论。

姚喆认为，争取将单边贸易措施纳入正式议程的背后，说明了加强气候减缓、推动能源转型离不开价廉物美的低碳产品，以及这类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顺畅地流通。但现实情况是，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可清洁低碳经济的潜力，但各国之间的竞争感也因此增强，甚至为了保护国内产业，以关税、标准等不同形式，对进口产品进行限制。相关贸易政策与全球低碳转型的需求之间的错配越来越明显，因此在气候大会上，关于贸易的讨论在逐年增加。

ESG组认为，随着《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敲定和全球盘点的完成，焦点从“设定目标”转向“如何执行”，而贸易政策是执行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强大工具。其次，为了避免在气候和贸易领域出现“绿色保护主义”现象，各国迫切需要在一个像COP这样的多边平台上进行协调，寻求共识，确保全球绿色转型是协同、公平和高效的，这些因素驱动各方共同探讨贸易机制问题。

在贸易机制之外，本次大会还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是对亚马孙生态的保护。

姚喆向指出，首先“地点即宣言”，大会选择在亚马孙雨林的门户——贝伦举办，本身就是一份强有力的宣言。它向世界直观地表明，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全球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这打破了以往气候大会多在政治经济中心举行的惯例，将全球决策的舞台直接设在了气候危机的“前线”。

在过去数十年，由于监管和执法的不足，巴西包括全球最大的亚马孙热带雨林在内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遭遇了与非法种植大豆和非法畜牧业相关活动的严重毁林。

而作为“地球之肺”的亚马孙雨林，其不仅储存了巨量的“碳”，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一旦雨林生态系统可能发生不可逆的退化，从吸收二氧化碳的“碳汇”转变为向大气净排放二氧化碳的“碳源”，那将是全球气候系统的灾难性转折。

针对此，巴西现任政府已展现出强有力的政治意愿，重启了如《亚马孙雨林毁林预防与控制行动计划》（PPCDAm）等成熟的法律与执法工具。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8月至2025年7月期间，森林砍伐面积总计5,796平方千米，为11年来最低水平，比2022年毁林面积减少了50%——PPCDAm的重启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综上，本次大会清晰展现了全球气候治理正从宏观目标设定转向复杂具体的执行层面。无论是将贸易机制提上议程以破解“绿色保护主义”与全球减排需求之间的错配，还是通过选址贝伦将亚马孙雨林保护置于议程核心，都表明气候治理已融入到全球经济体制之中。

而巴西在遏制毁林方面的显著成效证明，当坚定的政治意愿与有效的政策工具相结合，行动便能带来切实改变。这为全球气候合作传递出一个关键信号：真正的转折点，始于将承诺转化为前线卓有成效的行动。

COP30现场，图源：绿色和平供图

中国成气候治理关键力量

“中国最初是被动地参与到全球气候进程中的，关于气候行动的国际讨论和压力，推动中国走上了低碳转型的道路”姚喆说道，“但到现阶段，影响力已经开始调转方向，未来更成立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持续的低碳转型和技术革新，将如何影响国际治理的走向。”

一组数据能够说明中国在低碳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欧洲能源智库Ember数据统计显示，2025年1月-7月，中国对外出口的低碳产品贸易额达1210亿美元，远超同期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额，同比增加11.7%。“是加速转向清洁经济，还是滞留在化石能源时代，中美正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赛道上发力，”姚喆分析道。

中国角色的关键性，在当下全球气候治理共识弱化的背景下尤为凸显。当特朗普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性动摇合作根基，欧盟因内部纷争而行动迟缓之际，中国以强大的产业执行力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全球低碳供应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稳定性。其意义体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中国通过规模化制造大幅降低了全球绿色转型的成本。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数据显示，近十年间全球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下降超过80%，其中中国制造的规模效应贡献巨大。这不仅使可再生能源在经济性上比肩甚至超越化石能源，也让更多发展中国家有能力负担并部署清洁能源技术，从而为全球落实《巴黎协定》目标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中国正从技术应用的“追随者”转变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不仅在光伏、风电、动力电池等成熟领域保持领先，中国在绿氢、新型储能、碳捕集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应用上也加速布局。这种创新能力的溢出，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平台，正转化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支持与能力建设，帮助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低碳发展路径，这恰恰回应了当前气候行动从“设定目标”到“如何执行”的核心挑战。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版图上，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以其庞大的经济体量、产业实践和外交影响力，尝试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一种的确定性。

全球气候治理的共识困境与中国角色：文明、资本与投资的三元框架

从COP30的动态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演进脉络来看，“文明-资本-投资”三元框架恰是解析当前共识困境与破局路径的关键视角。三者的互动博弈既塑造了气候治理的现实张力，也暗藏着共识重建的可能，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演化则成为影响全局的重要变量。

文明维度：发展路径的认知分歧与价值协调

气候治理的共识困境本质上是不同文明发展范式的碰撞。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延续“个体主义”文明观，将气候行动与短期国家利益绑定，特朗普政府的“退群”与《大而美法案》对清洁能源的抑制，正是将本国经济霸权凌驾于全球生态公益之上的体现；欧盟虽倡导“多边主义”，但内部成员国因历史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差异形成的分歧（如减排数值争议），暴露了其文明共识的脆弱性。而发展中国家则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文明发展的公平性——发达国家需承认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碳欠账，为发展中国家保留合理的发展空间，这与前文提及的“发展中国家对历史欠账的诉求”形成呼应。

中国则呈现出独特的文明路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将生态文明纳入文明发展的核心维度。这种“集体主义”文明观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霸权逻辑，也区别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被动诉求，而是通过“先立后破”的实践，在自身低碳转型中探索兼顾发展与环保的新范式。正如姚喆所言，中国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的角色转变，本质上是文明发展理念的输出——用规模化的绿色实践证明，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赋能。

资本维度：公益与逐利的平衡难题与中国破局

资本的逐利性与气候治理的公益属性之间的矛盾，是COP30资金争议的底层逻辑。发达国家将气候资金寄托于私人投资，本质上是让资本主导气候行动——私人资本的短期回报诉求与气候治理的长期投入需求天然冲突，导致全球气候资金缺口持续扩大（特朗普政府暂停110亿美元资金支持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对公共资金的诉求，实则是希望通过政府引导的“公益资本”平衡资本逐利性，确保资金流向最需要的适应与减缓项目。

中国的资本实践为这一矛盾提供了新解法：一方面，通过国有资本主导的绿色基建投资，构建“公益+市场”的双轮驱动模式——国有资本承担光伏、风电等领域的初期规模化投入，降低技术成本，再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将中国的资本模式输出至全球南方国家，避免其陷入“私人资本绑架气候行动”的陷阱。这种资本逻辑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市场放任”，也不是简单的“政府包揽”，而是通过资本属性的灵活调配，实现气候公益与经济回报的共生。

投资维度：技术扩散与产业链主导权的博弈

气候投资的本质是技术与产业链的竞争，COP30上“单边贸易措施”的争议正是这一博弈的体现。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关税、标准等限制低碳产品流通，本质上是想维护其在传统能源产业链的主导权，阻碍发展中国家通过绿色产业实现弯道超车；而中国低碳产品的巨额出口（2025年1-7月达1210亿美元）与技术输出，正在重塑全球绿色产业链格局——光伏成本下降80%的背后，是中国通过投资实现的技术扩散，这种扩散不仅打破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也让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低成本转型的可能。

从三元框架的互动来看，中国的角色正在发生质变：在文明层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发展共识；在资本层面，以“公益+市场”模式平衡资本属性；在投资层面，以技术扩散推动产业链普惠。这种角色不是简单的“参与者”或“引领者”，而是全球气候治理共识的“重构者”——通过自身实践将三元框架的矛盾转化为协同，为COP30之后的气候治理提供了超越“目标设定”与“分歧博弈”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