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品牌商能否限定经销商转售价格”始终是中国反垄断领域的争议焦点。一边是企业“自主定价”的经营诉求，一边是“纵向垄断”的竞争担忧，法律的天平在“一刀切禁止”与“差异化监管”间摇摆。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新版《禁止垄断协议规定》的出台，终于为这一争议近二十年的问题画下句点——市场份额5%以下的品牌商，可依法限定转售价格。这一被称为“安全港制度”的规则落地，标志着我国反垄断监管从“粗放禁止”迈向“精准治理”。

争议二十年：从“一刀切”到“双轨制”的困局

2007年版《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曾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固定转售价格、限定转售最低价格等垄断协议。”这一规定未区分企业规模与市场地位，理论上所有转售限价行为均可能被认定为违法。但实践中，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却陷入“双轨制”困境：  

• 行政执法“从严”：市场监管部门通常直接认定转售限价行为违法，无需分析是否“排除、限制竞争”。例如，某牙膏企业与超市约定“最低售价5元”，即便市场竞争充分，仍可能被处以50万元以下罚款。  

• 司法裁判“从宽”：法院则要求原告（如超市）举证证明限价行为“排除、限制竞争”，需分析市场竞争程度、企业市场地位、行为动机及实际效果等。若市场本身竞争激烈（如牙膏行业），法院可能认定限价无实质危害，驳回原告诉求。  

这种分歧源于对“垄断行为”本质的不同理解：行政更侧重“行为本身”的违法性，司法更强调“竞争损害”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在“裕泰科技案”中虽承认双轨制存在的合理性（避免执法低效或司法过载），但也暴露了规则的模糊性——企业无所适从，监管缺乏明确指引。

安全港落地：中小品牌的“定价权通行证”

2022年《反垄断法》修订时引入“安全港制度”，为中小品牌商打开突破口。此次《禁止垄断协议规定》进一步明确：  
• 转售价格限制：品牌商与经销商在相关市场份额均≤5%，且协议商品年营业额＜1亿元，可豁免违法；  

• 其他纵向限制（如限定区域）：双方市场份额均≤15%；  

• 多经销商场景：市场份额与营业额需合并计算；  

• 企业义务：需自行证明协议符合安全港条件（如市场份额数据、营业额计算依据等），并留存合规材料备查。  

这意味着，中小品牌商（如区域型日用品、小众美妆品牌）可通过合规证明，合法限定经销商的最低售价或固定价格，避免因“一刀切”规则误触垄断红线。例如，某新兴国产护肤品品牌，若在细分市场份额仅3%，年销售额8000万元，即可与经销商约定“全国统一零售价”，无需担心被处罚。

从“禁止”到“治理”：反垄断监管的精细化转型

安全港制度的落地，并非“放松监管”，而是监管逻辑的升级——从“所有转售限价皆违法”的粗放模式，转向“基于市场力量”的精准治理。其核心在于：  
• 区分企业规模：中小品牌商市场影响力有限，限价行为难以形成“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大型企业则因市场支配地位，仍需接受严格审查。  

• 明确合规标准：通过“市场份额+营业额”的双重门槛，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降低法律风险。  

• 强化企业责任：要求企业自行证明合规，推动其建立反垄断内控机制，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市场界定”仍是关键难点。例如，茅台酒的相关市场可细分为“高端酱香白酒”“全国高端白酒”甚至“县级市场”，不同界定方式可能导致市场份额计算结果天差地别。这要求企业在合规时需结合行业特性，谨慎评估市场边界。

结语：平衡创新与竞争的新起点

安全港制度的落地，既是中小品牌商的“政策红利”，也是反垄断监管的“成人礼”。它既回应了企业对自主定价权的合理诉求，又通过“安全港”与“严格审查”的双轨设计，维护了市场竞争秩序。未来，随着监管部门对“相关市场”“市场份额”等概念的细化解释，以及企业合规意识的提升，我国反垄断规则将更加成熟——既包容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又守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